陈晓永

摘要： 资源相对不足已成为“十一.五”期间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经济增长面临局限。中国必须重构发展、富裕和经济增长的思维，在现实中寻找可持续发展新思路。
关键词：机遇、挑战、可持续发展、新思路
一、经济增长面临局限
2005年是“十.五”时期的最后一年，也是为“十一.五”时期做准备的重要一年。回顾“十.五”时期，中国经济具有两个鲜明对照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二是浮出水面的问题越来越多。除了就业压力巨大、经济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外，资源环境问题成为中国发展的软肋和瓶颈（见表1、图1、表2相关数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我们承认，高能耗重污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快要走不下去，经济增长面临局限，整个社会都应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表1 中国生态成本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
中国 世界平均值
人口密度人均自然资源人均水资源量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消耗与能源消耗单位产值的废物排放量单位面积的污水负荷量单位产值能耗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万元GDP耗水量万元GDP总能耗经济不稳定系数 3倍1/21/43倍5倍16倍24倍1/35高30%5倍3倍4倍
资料来源：根据潘岳在“绿色中国”第三届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图1 2003年中国GDP及能耗占世界比重

资料来源：《南风窗》2004年5月（上）期。
表2 2003年中国与世界各国环境可持续指数（ESI）评估排名
排 名 国 家 得 分（满分100点）
1234567891030314566133 芬兰挪威乌拉圭瑞典冰岛加拿大瑞士圭亚那阿根廷奥地利日本德国美国英国中国 75.1点73.4点71.8点71.7点70.8点64.4点63.7点62.9点62.7点62.7点57.3点56.9点50.9点50.2点38.6点
资料来源：《南风窗》2005年2月（下）期，第15页。
上述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刚迈入小康社会，就遇到了一个全民性的生存挑战。国外科学家甚至宣称，如果中国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
二、中国必须重构发展、富裕和经济增长的观念
——经济增长还是硬道理吗？
毋庸讳言，几十年来，我们发展的重点在于“拚经济”，我们往往只关心新开垦了多少亩荒地，不注意因沙漠化损失了多少草地和耕地；只关心企业上缴了多少利税，不注意其污染给环境带来多少影响；只统计挖出了多少煤和铁，不管地下减少了多少资源储备。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自毁家园：山在秃，水在臭，河流在干涸，草原在变荒漠，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0%，全国31个流经城市的河流有70%被污染，大自然在报复我们。继2003年SARA事件以后，2004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的水灾，淮河的污染，长江流域血吸虫病的死而复生，无不提醒着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环境资源的劣迹。已经有媒体指出，由于广大西部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福建、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如果从这一角度考虑，高增长本身可能就隐含了未来的经济社会不安全，甚至在某个时候局势会出现爆炸性的综合性危机。
没有人会否认，一个资源枯竭的中国是一个不安全的中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则意味着数十年的高污染、高耗能的老工业时代面临结束。换句话说，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没有高速增长或者经济奇迹的中国。我们需要加快发展，但我们更需要理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如果我们的发展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私利，不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如果我们的发展要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以严重透支生命健康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发展是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将是片面地、倾斜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已在全国10个省市开始绿色GDP的试点工作，以绿色GDP为导向的环保考核指标，亦有望在2007年正式列入全国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标准。这一方面宣示着中国环境问题已从专业层面的小环境领域，变成一个囊括理念、战略、体制的大环境概念，另一方面则预示着奉行了20余年的中国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将面临巨大改变。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这远远不够。大背景是，很长时期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被当成国家成功治理的标志之一，高增长的数据成了国家的成就和引以自豪的象征和尺度。在这样简单化、教条化的观念下，很少有人质疑中国在过去２０年中取得的经济成就——它养活了１３亿人口，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并保持了亚洲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日本经济增长的停滞、俄罗斯一度的经济负增长，都一概成了“反面”和必须避免的东西。可以说，这种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如此情形之下，要告别“GDP崇拜”，显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因此，实施绿色GDP，最大的难点不在技术性的工作，而在人们观念的真正转变，真正接受。当前迫切需要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主义视角，提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演进成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关联的系统工程，内延延伸到经济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法治与德治、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精神建构等诸多领域。
——如何实现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
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黑色发展”) 向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过渡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传统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工业文明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巨大的贫富差距、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核战争的威胁、人口剧增、难民潮、传统道德的失范及信念危机等。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等。更为严峻的是，上述危机一般并不是孤立地表现出来，而是以“问题群”的形式展现在人类的面前。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费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本身就是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国际上兴起了环境保护的潮流，对传统工业文明的高增长、高消耗的发展方式进行了不断反思和批判。生态文明正是人类这一理性反思的产物。它包含三个重要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为重建“亲近自然、人际和谐”的价值观体系，对生态工业文明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其研究内容见表3。
表3 国际上向生态工业文明转型的研究领域
对象 研究领域 内容 要素
政府 “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 持续发展原则、公平原则和整体原则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增加自然资本的储备及其在国民财富中的构成比例，适度控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质量和人们受教育的水平。
社会 有机论的自然观 人类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 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
企业 工业生态（生态效率） 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预防污染；清洁技术；循环技术；环境管理。
消费者 资源约束型消费、适度消费 绿色生活方式 5R（Reduce节约、Reevaluate绿色消费、Reuses重复使用、Recycle回收垃圾、Rescue救助物种）。
——“谁来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供血？”
未来几十年，只要中国工业化进程没有停止或者中断，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消费大国，乃是大势所趋。据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预测，即使按最低限度计算，到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也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这意味着，在今后的时间内，中国需要建设1000个百万吨级的煤矿，还要相应建设足够多的铁路和港口。这是难以想像也是很难做到的。 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谁来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供血？”都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成为我们面临的一大严峻挑战。而我国资源利用现状是：既短缺，又浪费。更重要的是，今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作为以煤炭为主体能源的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必须对能源结构进行调整。那么，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中国能源战略出路何在？从根本上讲，缓解中国能源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必须立足国内，一是推动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显著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加快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但在“节能优先”的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矿产资源危机问题，在封闭的状态下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而在开放的状态下，解决起来要相对容易得多。因此，为了维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能源战略也需要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向着全球化的步伐迈进。而所谓的全球化，目前的普遍理解是，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多元化的、稳定的全球资源供应体系。由于牵涉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中国向海外寻求能源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对于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消耗量大而人均拥有资源不足的中国来说，要化解资源短缺，又必须直面这些复杂的利益博弈，积极推行能源战略的全球化。
三、经济增长之外的选择：我国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1. 转变发展观念, 发展循环经济
面对经济发展中如影随形的高消耗、高污染和资源环境约束问题，中国必须寻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变，走节约型发展道路。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3R法则”为原则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根据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弃物”，这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在西方发达国家，循环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甚至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推进。德国的循环经济起源于“垃圾经济”并向生产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延伸,其结果是10多年来，德国 GDP增长了两倍多，主要污染物却减少了75%，收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双赢”的结果。日本的“循环型社会”起源于废弃物问题，旨在改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美国早在1976年就颁布实施了《资源保护回收法》，目前，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规。 法国、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相继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废弃物减量化、再利用和安全处置的法律。 丹麦1990年通过实施《废弃物处理和回收法》，2002年的废弃物再利用率提高到65％。
总之，世界循环经济的革命性发展，预示着世界能源已由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转向可再生的丰裕资源，预示着新文明的出现和人类文明的再次转型，预示着人类可以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谐。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为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目前，循环经济在中国正处于一个由理念倡导转向试验示范并逐步全面推进的转折期。要尽快完成这一重大转折，必须尽快研究和解决有关循环经济的理论、技术、法规、政策和体制等关键问题。
2. 积极应对全球化的产业整合与资本流动，兴利除弊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大动力，但全球化乃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所谓机遇，不是盲目吸纳外资、加速增长、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而是抓紧落实科学发展观、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机遇。无可置疑的是，随着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多，新的挑战也开始出现。譬如，大部分跨国公司将在国外研发的产品送至中国加工，就地销售或出口，在中国仅完成产业制造流程最后一道工序，所谓“中国制造”主要还停留在组装业上，再譬如，由于在发达国家完成二氧化碳排放项目的成本，比在发展中国家高出5倍至20倍，跨国公司往往利用我国环境标准总体水平低、限制少的状况，将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留在环境良好的城市，而将高耗能重污染的产业向我们转移，以此提高他们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此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如果我们还像过去一样，拣到篮子里都是菜，不加甄别的照单全收，也许用不了多久，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有成为“世界垃圾场”的危险。到那时，再想把这些“垃圾产业”转移出去，将面临着更多方面、更为巨大的冲击。政府和企业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责任和策略，既要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参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又必须将吸引外资和自身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国外一些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向我国转移，并吸取拉美的教训，防止丧失经济自主性，把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
3.在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中有预见地解决环保问题
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市场失败”的领域，即城市化不可能依靠市场方式——“看不见的手”独立完成，它更多地涉及到所谓“外部性问题”，包括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等，对这些问题，在城市化发展的一定阶段，必须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和规划等手段进行干预引导。发达国家一般都有非常严格的土地和城市规划制度，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把有污染危害的工业项目迁往远离城市的工业园区，这是西方国家城市环境质量变好的重要经验。我国城市中工业不合理布局是全国性的问题，在城区竟然建立了许多工厂，甚至是污染严重的工厂，加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绝非短期的补救性治理措施所能解决的。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农业人口将逐渐转换成为城市人口，城镇取代农村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以往先进国家城市化的历程表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扩张的双重压力下，容易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如失业、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住房紧张、交通堵塞等。所以，如何在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中有预见地解决环保问题，更显重要。所谓 “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城市化道路已有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必须坚决纠正。
4.重视人力资源的价值，树立与时俱进的新资源观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企业、地区或国家的富裕，应该具有四个优势，即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和劳动力。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资源。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r.C.Thurow）在《资本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中，更明确地指出：“在21世纪，自然资源不再是竞争的要素了，拥有自然资源不再是致富的保障，不拥有自然资源也不会成为致富的障碍。日本没有自然资源也富了，阿根廷拥有自然资源却富不起来。”发展经济学中有一种更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在21世纪，缺乏自然资源可能是一种优势，日本既没有铁，也没有煤，恰恰使日本发展出最发达的钢铁工业。因为它不必受制于低质高价的本地矿源，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购买物美价廉的原料，然后把自己的钢铁产品拿到世界上价格最高的地方去卖，真正实现了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证明，自然资源的丰富，的确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条件；但许多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并不以资源取胜。如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在二战后的经历表明，即使在资源很有限的情况下，也能获得经济的迅速发展，即所谓“零资源现象”，而另一些天赋资源非常富裕的国家，如扎伊尔、赞比亚等，并没有获得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现代经济中的资源利用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资源的相对重要性正在减弱，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文化遗产等，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绿色革命和新材料的出现，使得拥有自然资源不再是优势；新经济使得拥有资本积累不再是优势；只有掌握技术和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才是真正的优势。因此，重视教育，重视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用“后天”的相对优势取代“先天”的传统优势，将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手段。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我国农村“普九”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在15至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全国现有8500万文盲半文盲，3／4以上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 造成农村义务教育现实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负担不公平。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78%由县级统筹，省财政负担11%，中央政府负担不到2%，在相当程度上，农民是在自己出钱教育孩子，只能由“希望工程”尴尬地弥补着国家功能的缺失。当务之急是尽快改变目前农村教育的投资体制，由县级统筹为主逐步转向省和中央为主。唯此，政府有关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承诺才有可能实现,“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这句话也才能落到实处。
5.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软环境”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软环境”的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绿色GDP从概念的提出到现今，之所以还没有从理论到实践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除了核算技术与方法的复杂性之外，主要困难在于核算的相关法规制度安排还基本空白,包括：有关绿色GDP核算的资源环境与统计法规、政策和评价标准、资源环境信息共享等不完善、 核算绿色GDP没有一套公认的核算模式等。另外，不同的核算方法得出的结论其弹性也比较大，主要有污染损失难量化、统计指标连续性不够等。但绿色GDP的重要性不在于方法的精确度以及结果的十分准确，更重要的是树立“环境有价”、“资源有价”的绿色意识，从政策导向上鼓励全社会走持续发展道路，做到真实的发展、真正的发展。因此，无论有多少困难，都应当立即开始进行探索，逐步建设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
在推进制度创新方面，国外一些相关的制度体系值得我们借鉴。如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国人在进行西部开发时颁布了两个重要法律，两个法律都与保护土地有关。第一个法律是为了便利东西部的交通，鼓励铁路事业的发展，1862年7月1日，林肯总统签署了《太平洋铁路法》，授权中央太平洋铁路从加里福利亚向东延伸，联合太平洋铁路从密苏比河向西延伸。为了保证铁路投资人的利益，政府利用手中掌握大量公地的优势，向铁路投资人大量赠与土地，每建设1英里铁路，赠地20英亩，美国的铁路运输业也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第二个法律是通过土地赠与鼓励向西部移民。如1873年的《森林维护法》规定，赠与任何开拓者以160英亩土地，条件是开拓者必须在10年之内，在其中1/4的土地上植树。1877年的《荒地法》规定，政府以每亩25美分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任何开拓者641英亩土地，而接收者在3年内必须对其中部分土地进行灌溉改造，这些土地在得到灌溉改造后，开拓者就可以按每英亩1美元的价格拥有它。正是这些具有永久性意义的优惠做法，使美国西部成为如今美国乃至世界的大粮仓。
当前我国西北华北沙漠治理工程进展缓慢，原因主要还是政策不到位，不能有效调动群众的造林治沙的积极性。环境保护过程本身是一个投资及建设规模庞大、期限长、见效慢的项目，当政府显然无力承担这一切的时候，就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而要保证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又必须有可靠的制度保证。根据我国宪法，是严格限制作为自然资源的土地、山岭、森林、草原等为私人占有的，所以，现阶段农民对土地、山岭、森林、草原的改造，只能通过承包的方式来实现，而这种做法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影响到人们从事环境改造工程的积极性：其一是投资的收益难以有所保障。种树种草如果想尽快获得回报，自然要种植经济林木，这也是政府在宣传保护环境工程时正在做的。但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是，经济林木的种植受人力的严重制约，一般的经济林木每个劳动力能保有两亩左右就足够了，再多了管理是个很大的问题，生态与环境保护还是要放在松柏等非经济林木的种植上。林木承包期最长期限是50年，而50年的时间对于非经济林木的种植工程来说显然是太短了，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承包期满后这些非经济林木的处理，现在的林业政策是自造林想砍伐也要经过林业管理部门的审批，而这个审批是最让老百姓头疼的问题，还有诸如育林费等费用过高和由于一些林业管理部门和个人以权谋私，吃拿卡要，致使农民望而却步。其二，无法形成继承。这一问题与前一问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不允许私人占有，当然也就没有继承。于是那种不计短期投资利益，积极种草植树保护环境的行为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众所周知，20年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次成功释放，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调动农民造林积极性上进行一次新的释放呢？如果政府在政策上放一放，比如在西北、华北地区对沙漠土地实行长期发包，造林私有，或者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实行沙漠土地私有化，允许治沙造林的农民自主处理成材林，放宽在林权转让方面的限制，让农民能够通过造林的手段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创造财富，自然会调动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中国的森林面积就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扩大，环境也会快速得到改善，西北华北沙漠地区的土地承载能力也会大大提高。有人认为沙漠土地私有化会削弱国家对国土资源的控制能力，但与其让这些沙漠土地持续荒芜下去，不如将其私有化，这样会促进沙漠地区的环境治理和综合开发。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有句箴言：“有时候一辆熄火的汽车需要我们推一把。”这当然不是由“看得见的手”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而是希望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正处在转轨关键时刻的的大国，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使之更符合市场规律的走向，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校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年中国可持续发展发展战略报告》，中国网。
2、许宪春：“解读绿色GDP”，《光明日报》200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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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瑟罗著、周晓钟译：《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
7、阿蚌：“建议在三北地区实行沙漠土地私有化”， 南风窗网站2005年5月15日。

subject: “Eleven Five-Year Plan of China ”Face Accident and Challeng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uthor: ChenXiao-Yong(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91,China)
Abstract： Relatively inadequate sources in China have been sticking out contradiction of interact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makes economic growth to be restrained. Facing new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China must rebuild thoughts of development, well-off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seek new ide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ality.
Key words：opportunity；challen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thought
(本文原载于《中国可持续发展》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