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竞争与互补：京津冀比较优势分析
时间：2017-07-15 19:40:02 浏览次数：56
戴宏伟 陈永国
由于地域上的相近性、产业的梯度性和生产要素的互补性，京津冀之间具备了组成经济区、进行经济协作的必要条件。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京津冀之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合作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市场主体自身永远的利益。因此京津冀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京津冀在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方面的优、劣势，增强互补性，小心避免、应对竞争，促进京津冀经济区协调发展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一、京津冀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产业结构层次与水平是影响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区域比较优势的重要体现。从京津冀产业结构变化的整体趋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三省市的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逐渐缩小趋势，京津第二产业比重也渐趋收缩，河南省第二产业比重变化不太明显，三省市第三产业比重均呈稳步提高趋势。2000年，北京呈第三产业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比重次之、第三产业比重最小的“三二一”型结构，天津与河南则仍属于第二产业占主要比重、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二三一”型结构。北京市产业结构达到“三二一”型结构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其城市经济的特殊性质，土地大都被用于报酬率较高的工业及商业用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占据较小的比重；二是由于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越来越对经济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支撑作用。从长期趋势来看，天津市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是逐步下降的趋势，尤以“八五”和“九五”时期最为明显。照此发展态势，在“十五”或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其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超过第二产业比重，由“二三一“型结构转变为“三二一”型结构。河南省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总的来看是稳中趋升的态势，根据我们的相关研究，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仍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第三产业比重将会持续增加，但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还需要一个质的飞跃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第一产业比重则是逐渐下降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出京津冀三省市在各产业之间的差距以及各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我们对1978-2000年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进行了计算。具体来说：从北京市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呈减弱的趋势，“九五”时期其对GDP的平均贡献度仅为0.38%，对于整体经济发展只有很小的影响；除个别年份外，第二产业在1995年以前一直是推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1981年达到286%），1995年以后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有明显下降，“九五”时期平均为39.57%；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度则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九五”时期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为60.05%，高于第二产业约20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已成为推动北京市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于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从天津市来看，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作用也呈明显的递减趋势，“八五”、“九五”时期尤为明显，“九五”时期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2.66%，对于总体经济发展影响较小；第二产业在1989年以前在经济总量中占绝对优势地位，正常年份对GDP的贡献度相当于第三产业的2～3倍，1989年后对GDP的贡献度有所减弱，但除个别年份外仍对于GDP增长起着主要支撑作用，“九五”时期对GDP的平均贡献度为51.52%，高于第三产业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GDP的作用率呈稳定递增的态势，1989、1990年第三产业数值偏高与当时全国房地产热、集资热、股票热等当时经济过热情况有关，1991年起恢复正常，“九五”时期第三产业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为45.82%，与第二产业相比尚处于弱势地位。从河南省来看，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在“六五”、“七五”期间有很大幅度的波动，但改革开放以来总的来看是逐渐下降的趋势，“九五”时期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度平均为11.77%，远低于第二、三产业，但比北京市高出约11个百分点，比天津市高出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呈稳中趋降的态势，1981～1983年下降幅度过大的主要原因是同期第一产业的重要性有所增强，而1989～1991年间的下降则与当时金融秩序混乱引起的“经济过热”尤其是房地产、股票等第三产业领域过热有关，“九五”时期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为55.88%，对于整体经济增长起着最主要的作用；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总的来看是稳定上升的趋势，个别年份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增长过快呈现一定的波动，“九五”时期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为32.34%，低于第二产业23个百分点，，可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仍将对河南省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但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的占GDP比重的增加第三产业将对河南省GDP增长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京津冀生产要素的比较分析
生产要素禀赋是区域比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要素在一定区域内的配置及组合，形成了区域生产力。区域生产力是一个经济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集中体现。经济区域形成的主要意义在于，根据区域内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与合理配置形成自己的优势产业，以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在京津冀经济区中，只有充分发挥京津冀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实现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和互补，才能实现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为了更清楚地比较京津冀在技术、资金和劳动力三种重要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劣势，我们选取了若干相关指标，通过数量模型与全国其他省份进行对比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一）技术要素
技术要素是影响地区产业梯度和要素禀赋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起着关键作用。影响科技实力的因素主要有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两个方面。
从科技要素的综合投入角度看，北京在全国排在第1位，天津排在第12位，河南排在第14位，河南、天津与北京的差距较大。从科技要素的转化和产出情况看，北京排在第1位，天津排在第14位，河南排在第13位，但与其他省份相比，京津冀在这一方面都不具明显优势。从科技要素的综合实力看，北京排在第1位，天津排在第14位，河南排在第15位。可以看出，北京的科技综合实力远高于天津和河南。
北京科技实力的强主要原因在于其科技要素的大量投入，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央各部委的许多科技机构落户北京，另一方面也是北京发展“首都经济”凝聚科技实力的需要。北京科技转化和产出一项较弱主要是由于北京近些年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力密集、能源消耗较大、污染比较严重的重工业不再是首都经济的重点发展领域，而技术密集型的许多产业正在建设，尚未成熟，在这新旧产业交替之机，便显出北京的科技转化和产出比较弱。天津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其人均工业产值居全国第2位，汽车、电子、海洋和石油化工、冶金等四大支柱产业近几年发展迅速，这与天津的科技转化和生产能力比较强有关。河南已经形成能源、冶金、化工、建材、纺织和食品等为支柱产业的轻重工业齐发展的工业体系，由于受近几年这几个产业竞争激烈和传统发展观念等的影响，科技要素的总体水平比天津较低，但天津、河南在科技水平上与东部其他地区相比都比较落后。
总的来看，北京是我国许多重大技术创新的发源地，科技实力较强。河南和天津可以利用北京科技要素的高投入来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如利用北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占全国的1/3），北京众多的院士（中科院院士占全国的56%，工程院院士占全国的52%）等来解决本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难题，而北京也应积极与天津和河南通过技术入股等方式进行合作，增强跨地区的科技转化和产出，这样才能将北京科技要素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通过科技要素的转移与合作，最终使京津冀经济圈成为我国的一个科技创新极。
（二）资金要素
1990年美国哈佛学校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著作《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把经济的发展阶段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该划分方法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同，要素之间在使用上的相对优势也不同。从处于投资驱动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资金在经济增长中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资金数量的多少与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的大小。资金数量的多少反映了一个地区现有资金对当前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而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则反映了资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积累程度。
由于现阶段影响我国各地区资金综合实力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区的资金充足程度，而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的影响较弱，这就决定了：（1）尽管北京的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排在第29位，但由于北京的资金充足程度在全国排第9位，使得北京资金要素的总体水平在全国排第13位。（2）尽管天津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明显较北京高，在全国排第7位，但由于天津资金充足程度弱于北京，在全国排第13位，使得天津资金要素的总体水平在全国排第15位。（3）在京津冀经济圈中，河南资金的充足程度最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居于中间水平（高于北京而低于天津），使得河南资金总体水平在京津冀经济圈中最高，在全国排在第7位。需要指出的是，资金充足程度是相对而言的，北京虽然资金总量比较大，但由于经济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资金量很大，因此资金充足程度反而较低。
目前京津冀经济圈处于知识经济和传统工业经济交递之际，北京知识经济正在迅速发展，而河南还处在以工业经济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阶段。因此资金在三省市中的作用并不一样。对河南来说，资金正在我省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北京来说，相对其土地面积和人口，资金的密集度已非常高，由于新经济尚未形成，在传统经济资金要素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较低。在这一经济转型时期，给资本的流动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趋利性提供了机会，只要有较好的项目，即使是传统型经济项目，在现有三省市经济发展约束条件下，北京的资金也会流向河南或天津，以获得比北京本地区更高的收益。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同样是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如果北京的新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项目也多起来，那么河南和天津的资金会流向北京。从日本的发展经验来看，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至少在10年以上，因此，根据三省市各自的项目，采取借贷、入股等方式，实现资金的互通有无，对三省市都是有益的。
（三）劳动力要素
世界银行卡尔·达尔曼等人的研究表明，韩国和加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然而，到了1990年，韩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加纳的6倍。这一差距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两国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扩张程度不同，二是两国对知识的有效使用的不同。而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学校哈比森教授的研究成果：“人力资源是构成各国财富的根本基础。资本与自然资源都是被动的生产要素。只有人才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组织，并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动力量。显然，一个国家不能开发其人民的技能与知识，就不能开发任何其他事物。”由此可见，一国或地区对人力资源开发能力的大小，是其开发其他资源的必要条件。所以，劳动力的素质对一国经济的增长有双重效应，一是间接效应（增强对物质资本的扩张程度），二是劳动力本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直接效应），这种双重效应决定着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开发劳动力数量的基础，而人的素质的高与低、人的发展环境的宽松与否，则反映了对劳动力资源开发力度的强与弱。有了开发的基础，而缺乏开发的力度或开发力度不强，则大量的劳动力就会成为发展中的包袱；而对劳动力资源开发力度较强，则会推动经济的较快发展。
京津冀劳动力要素的综合水平呈明显的梯度分布，北京排第1位，天津排第4位，河南省排第16位。这是由构成劳动力综合要素各方面共同作用形成的：从人口数量看，河南省排第6位，北京排第26位，天津排第27位；从人口识字率看，北京排第4位，天津排第8位，河南排第15位；从每十万人拥有的大专以上人口数量看，北京排第1位，天津排第3位，河南排第22位；从全国县级以上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科学技术领域的科技活动人员总数看，北京排第1位，天津排第12位，河南排第17位；从城市化率看，北京排第2位，天津排第3位，河南排第26位，。
从劳动力要素的赋存来看，京津冀三省市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河南的劳动力数量多，而劳动力的发展环境（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相比较低；京津则相反，劳动力数量较少，但劳动力的发展环境和劳动力素质较高。因此京津冀之间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于三地进行产业转移与要素互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京津冀之间实现产业转移与生产要素流动，将对三省市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大有裨益。具体来说，（1）京津将一些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对较低的产业基地转移到河南，研发机构仍可保留在京津，这样一方面京津可降低该产业的成本，使该产业在竞争中拥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河南又解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2）河南利用京津劳动力素质较高的有利条件，通过聘请京津的技术能手或专家来解决自身在生产中的难题，京津的专家也可带项目来河南通过合办企业的形式将其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从而获得资金及经验等促进自己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知识和创新的自由流动，对流入区和流出区都有利可图。（3）河南要大力提高劳动力发展环境（即提高城市化水平），为京津产业转移做好基础工作。产业的大发展需要该地区交通、通讯、信息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只有这些基础工作做好了，京津的产业才有可能转移到河南。而河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京津转移城市功能将提供良好的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北京”经济圈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2CJY012，项目负责人戴宏伟）。
本文发表于《经济日报》，2004.10.16
由于地域上的相近性、产业的梯度性和生产要素的互补性，京津冀之间具备了组成经济区、进行经济协作的必要条件。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京津冀之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合作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市场主体自身永远的利益。因此京津冀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京津冀在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方面的优、劣势，增强互补性，小心避免、应对竞争，促进京津冀经济区协调发展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一、京津冀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产业结构层次与水平是影响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区域比较优势的重要体现。从京津冀产业结构变化的整体趋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三省市的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逐渐缩小趋势，京津第二产业比重也渐趋收缩，河南省第二产业比重变化不太明显，三省市第三产业比重均呈稳步提高趋势。2000年，北京呈第三产业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比重次之、第三产业比重最小的“三二一”型结构，天津与河南则仍属于第二产业占主要比重、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的“二三一”型结构。北京市产业结构达到“三二一”型结构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其城市经济的特殊性质，土地大都被用于报酬率较高的工业及商业用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占据较小的比重；二是由于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越来越对经济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支撑作用。从长期趋势来看，天津市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是逐步下降的趋势，尤以“八五”和“九五”时期最为明显。照此发展态势，在“十五”或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其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超过第二产业比重，由“二三一“型结构转变为“三二一”型结构。河南省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总的来看是稳中趋升的态势，根据我们的相关研究，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仍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第三产业比重将会持续增加，但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还需要一个质的飞跃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第一产业比重则是逐渐下降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出京津冀三省市在各产业之间的差距以及各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我们对1978-2000年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进行了计算。具体来说：从北京市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呈减弱的趋势，“九五”时期其对GDP的平均贡献度仅为0.38%，对于整体经济发展只有很小的影响；除个别年份外，第二产业在1995年以前一直是推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1981年达到286%），1995年以后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有明显下降，“九五”时期平均为39.57%；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度则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九五”时期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为60.05%，高于第二产业约20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已成为推动北京市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于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从天津市来看，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作用也呈明显的递减趋势，“八五”、“九五”时期尤为明显，“九五”时期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2.66%，对于总体经济发展影响较小；第二产业在1989年以前在经济总量中占绝对优势地位，正常年份对GDP的贡献度相当于第三产业的2～3倍，1989年后对GDP的贡献度有所减弱，但除个别年份外仍对于GDP增长起着主要支撑作用，“九五”时期对GDP的平均贡献度为51.52%，高于第三产业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GDP的作用率呈稳定递增的态势，1989、1990年第三产业数值偏高与当时全国房地产热、集资热、股票热等当时经济过热情况有关，1991年起恢复正常，“九五”时期第三产业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为45.82%，与第二产业相比尚处于弱势地位。从河南省来看，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在“六五”、“七五”期间有很大幅度的波动，但改革开放以来总的来看是逐渐下降的趋势，“九五”时期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度平均为11.77%，远低于第二、三产业，但比北京市高出约11个百分点，比天津市高出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呈稳中趋降的态势，1981～1983年下降幅度过大的主要原因是同期第一产业的重要性有所增强，而1989～1991年间的下降则与当时金融秩序混乱引起的“经济过热”尤其是房地产、股票等第三产业领域过热有关，“九五”时期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为55.88%，对于整体经济增长起着最主要的作用；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总的来看是稳定上升的趋势，个别年份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增长过快呈现一定的波动，“九五”时期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平均为32.34%，低于第二产业23个百分点，，可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仍将对河南省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但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的占GDP比重的增加第三产业将对河南省GDP增长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京津冀生产要素的比较分析
生产要素禀赋是区域比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要素在一定区域内的配置及组合，形成了区域生产力。区域生产力是一个经济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集中体现。经济区域形成的主要意义在于，根据区域内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与合理配置形成自己的优势产业，以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在京津冀经济区中，只有充分发挥京津冀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实现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和互补，才能实现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为了更清楚地比较京津冀在技术、资金和劳动力三种重要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劣势，我们选取了若干相关指标，通过数量模型与全国其他省份进行对比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一）技术要素
技术要素是影响地区产业梯度和要素禀赋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起着关键作用。影响科技实力的因素主要有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两个方面。
从科技要素的综合投入角度看，北京在全国排在第1位，天津排在第12位，河南排在第14位，河南、天津与北京的差距较大。从科技要素的转化和产出情况看，北京排在第1位，天津排在第14位，河南排在第13位，但与其他省份相比，京津冀在这一方面都不具明显优势。从科技要素的综合实力看，北京排在第1位，天津排在第14位，河南排在第15位。可以看出，北京的科技综合实力远高于天津和河南。
北京科技实力的强主要原因在于其科技要素的大量投入，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央各部委的许多科技机构落户北京，另一方面也是北京发展“首都经济”凝聚科技实力的需要。北京科技转化和产出一项较弱主要是由于北京近些年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力密集、能源消耗较大、污染比较严重的重工业不再是首都经济的重点发展领域，而技术密集型的许多产业正在建设，尚未成熟，在这新旧产业交替之机，便显出北京的科技转化和产出比较弱。天津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其人均工业产值居全国第2位，汽车、电子、海洋和石油化工、冶金等四大支柱产业近几年发展迅速，这与天津的科技转化和生产能力比较强有关。河南已经形成能源、冶金、化工、建材、纺织和食品等为支柱产业的轻重工业齐发展的工业体系，由于受近几年这几个产业竞争激烈和传统发展观念等的影响，科技要素的总体水平比天津较低，但天津、河南在科技水平上与东部其他地区相比都比较落后。
总的来看，北京是我国许多重大技术创新的发源地，科技实力较强。河南和天津可以利用北京科技要素的高投入来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如利用北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占全国的1/3），北京众多的院士（中科院院士占全国的56%，工程院院士占全国的52%）等来解决本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难题，而北京也应积极与天津和河南通过技术入股等方式进行合作，增强跨地区的科技转化和产出，这样才能将北京科技要素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通过科技要素的转移与合作，最终使京津冀经济圈成为我国的一个科技创新极。
（二）资金要素
1990年美国哈佛学校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著作《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把经济的发展阶段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该划分方法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同，要素之间在使用上的相对优势也不同。从处于投资驱动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资金在经济增长中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资金数量的多少与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的大小。资金数量的多少反映了一个地区现有资金对当前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而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则反映了资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积累程度。
由于现阶段影响我国各地区资金综合实力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区的资金充足程度，而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的影响较弱，这就决定了：（1）尽管北京的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排在第29位，但由于北京的资金充足程度在全国排第9位，使得北京资金要素的总体水平在全国排第13位。（2）尽管天津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明显较北京高，在全国排第7位，但由于天津资金充足程度弱于北京，在全国排第13位，使得天津资金要素的总体水平在全国排第15位。（3）在京津冀经济圈中，河南资金的充足程度最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居于中间水平（高于北京而低于天津），使得河南资金总体水平在京津冀经济圈中最高，在全国排在第7位。需要指出的是，资金充足程度是相对而言的，北京虽然资金总量比较大，但由于经济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资金量很大，因此资金充足程度反而较低。
目前京津冀经济圈处于知识经济和传统工业经济交递之际，北京知识经济正在迅速发展，而河南还处在以工业经济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阶段。因此资金在三省市中的作用并不一样。对河南来说，资金正在我省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北京来说，相对其土地面积和人口，资金的密集度已非常高，由于新经济尚未形成，在传统经济资金要素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较低。在这一经济转型时期，给资本的流动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趋利性提供了机会，只要有较好的项目，即使是传统型经济项目，在现有三省市经济发展约束条件下，北京的资金也会流向河南或天津，以获得比北京本地区更高的收益。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同样是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如果北京的新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项目也多起来，那么河南和天津的资金会流向北京。从日本的发展经验来看，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至少在10年以上，因此，根据三省市各自的项目，采取借贷、入股等方式，实现资金的互通有无，对三省市都是有益的。
（三）劳动力要素
世界银行卡尔·达尔曼等人的研究表明，韩国和加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然而，到了1990年，韩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加纳的6倍。这一差距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两国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扩张程度不同，二是两国对知识的有效使用的不同。而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学校哈比森教授的研究成果：“人力资源是构成各国财富的根本基础。资本与自然资源都是被动的生产要素。只有人才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组织，并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动力量。显然，一个国家不能开发其人民的技能与知识，就不能开发任何其他事物。”由此可见，一国或地区对人力资源开发能力的大小，是其开发其他资源的必要条件。所以，劳动力的素质对一国经济的增长有双重效应，一是间接效应（增强对物质资本的扩张程度），二是劳动力本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直接效应），这种双重效应决定着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开发劳动力数量的基础，而人的素质的高与低、人的发展环境的宽松与否，则反映了对劳动力资源开发力度的强与弱。有了开发的基础，而缺乏开发的力度或开发力度不强，则大量的劳动力就会成为发展中的包袱；而对劳动力资源开发力度较强，则会推动经济的较快发展。
京津冀劳动力要素的综合水平呈明显的梯度分布，北京排第1位，天津排第4位，河南省排第16位。这是由构成劳动力综合要素各方面共同作用形成的：从人口数量看，河南省排第6位，北京排第26位，天津排第27位；从人口识字率看，北京排第4位，天津排第8位，河南排第15位；从每十万人拥有的大专以上人口数量看，北京排第1位，天津排第3位，河南排第22位；从全国县级以上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科学技术领域的科技活动人员总数看，北京排第1位，天津排第12位，河南排第17位；从城市化率看，北京排第2位，天津排第3位，河南排第26位，。
从劳动力要素的赋存来看，京津冀三省市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河南的劳动力数量多，而劳动力的发展环境（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相比较低；京津则相反，劳动力数量较少，但劳动力的发展环境和劳动力素质较高。因此京津冀之间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于三地进行产业转移与要素互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京津冀之间实现产业转移与生产要素流动，将对三省市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大有裨益。具体来说，（1）京津将一些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对较低的产业基地转移到河南，研发机构仍可保留在京津，这样一方面京津可降低该产业的成本，使该产业在竞争中拥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河南又解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2）河南利用京津劳动力素质较高的有利条件，通过聘请京津的技术能手或专家来解决自身在生产中的难题，京津的专家也可带项目来河南通过合办企业的形式将其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从而获得资金及经验等促进自己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知识和创新的自由流动，对流入区和流出区都有利可图。（3）河南要大力提高劳动力发展环境（即提高城市化水平），为京津产业转移做好基础工作。产业的大发展需要该地区交通、通讯、信息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只有这些基础工作做好了，京津的产业才有可能转移到河南。而河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京津转移城市功能将提供良好的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北京”经济圈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2CJY012，项目负责人戴宏伟）。
本文发表于《经济日报》，2004.10.16